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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通肇事中罪“逃逸”的应为含义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浏览: 【 】 发布时间:2021-06-21 评论数:

  本文针对上述争论,围绕“逃逸”的含义,以法条的体系协调为前提,从法条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发,论述了认为应当采取后一种观点的原因。同时,本文在采取后一种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刑法133条在罪名体系中理应的地位与功能,尝试进一步论证此种观点具有合理解决数个理论与实践中备受争议的矛盾焦点的解释力,比之“逃避救助义务”的观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现实基础,是交通肇事犯罪中“逃逸”一词的应为含义。

  交通肇事后逃逸由两个行为构成。第一个行为是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二个是在构成交通肇事罪后,进一步实施的逃逸行为。只是由于法条的特别规定,才在特殊情况下将肇事与逃逸行为结合成一个加重的交通肇事罪。将肇事和逃逸看作当然的一个行为的观点,“根本上是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场合所涉及的行为个数作了错误的判断 ,没有看到逃逸行为具有独立于交通肇事行为的性质。”同样,也可将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逃逸入罪分解为过失致人重伤行为和逃逸行为的结合。

  那么,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三处逃逸行为的含义是什么?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吗?很多学者通过有力的论辩主张几处逃逸的含义各不相同:“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三种情况而言,立法目的各不相同。”“……

  一是单纯交通肇事后逃逸,这是基于行为人逃避法律责任而加重处罚; 二是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这是基于行为人对被害人不及时救助而加重……”也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作为义务的位阶性:不仅各个逃逸之间的含义不同,甚至同一规定中的逃逸含义,也要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有所变化。例如,根据此种主张,肇事产生受害人死亡风险时的“肇事后逃逸”,和没有产生死亡风险时的“肇事后逃逸”的含义是不同的,构成逃逸所需的行为方式也不同。

  此类对逃逸含义进行多样化解释的观点,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兼顾了逃逸行为可能涉及的各种作为义务,香港马报资料数字解马。符合“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防止被害人损害扩大的规范保护目的,但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对法条的实质解释必须限制在形式解释的范围之内。具体到交通肇事罪,就是对“逃逸”进行目的解释时,不能逾越“逃逸”通常含义的界限。遗憾的是,许多理论观点一味关注于立法目的的辨析,而无视了过度强调救助义务的“逃逸”早已突破了形式理性的界限,无怪乎被人批评“规范目的解释论者以实质解释名义,抛开文义解释而径直采用了规范目的解释方法。他们往往不是讨论逃逸本身的问题,而是在猜测和推知立法者或者法律想达到什么目的。”想要对“逃逸”的含义作出正确解释,就不能直接诉诸于立法目的,而应该先从对相关规定的形式入手。

  首先,在解释逃逸含义时,不宜对数个逃逸作不同解释。确实有对刑法中同一词汇做不同解释的情况,但那是以同一词汇处于不同法条、不同语境下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的特殊之处在于,刑法第133条直接连续规定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刑罚加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再次加重,中间以分号间隔。法条规定明显呈现出一种肇事-肇事逃逸-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递进式思维。“第2档规定的‘逃逸’,是没有致人死亡的逃逸,它专指‘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的说法虽然在逻辑上更加合理,但恐怕不能为社会常识所认同。两条互有递进关系的规定中,作为递进关系中介而存在的两个“逃逸”意思却大相径庭,这种解释路径未免过度关注实质理性,而忽略了词语可能含义的形式界限。这里的形式界限,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对“词语内容”的形式限制,而是根据前后文与法条结构,对“词语关系”的形式限制。刑法第133条的法条结构,蕴含着“两个‘逃逸’的解释须协调一致”的隐性形式界限和要求。

  就“逃逸”词语含义本身而言,本文认为,基于三方面理由,“逃逸”应当解释为“逃离现场以逃避法律追究”。

  首先,社会常识对于“逃逸”的定义。辨析社会常识中词语可能含义的界限,应当主要以“第一直觉”为准。对词语的解释离直觉判断越远,与直觉含义的联系越少,就说明解释越接近词语形式含义的极限,解释时就越应谨慎。依靠援引查证、精细思辨,抽丝剥茧地得出的词语含义,对词语的理解完全脱离了普遍直觉,是不可靠的。对于“逃逸”,一般的理解接近于“逃跑”而非“逃避”,其行为构成应当是积极的作为,而且是逃离事故现场的实际行为,消极的不作为行为不能称之为“逃逸”。如果把“逃逸”定义为不履行救助义务,就会出现肇事后留在原地也是逃逸的情形,这是一般常识很难接受的。以其他法条中对“逃”字的理解,甚至古语中“逃”与“逸”用法来解释“逃逸”的含义可以是违背救助义务,充其量只能算是帮闲的思维运动,在指导刑事司法的实践理论中是不足取的。

  其次,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解释中清晰阐明了肇事逃逸所包含的两个关键要素:逃逸的动机应当是“逃避法律追究”,逃逸的表现形式应当是“逃跑”。如果说“逃逸”尚有一丝争辩的空间,那么司法解释中明确化了的“逃跑”则没有任何歧义的余地,只能是指物理性地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

  这里的引用的最高法于2000年公布的交通肇事司法解释,由于存在许多与刑法理论冲突之处,遭受诸多批评与否定,甚至有学者直接拒绝承认司法解释中某些规定的有效性。虽然这些批评正确指出了司法解释无权立法,相关规定没有理论基础、不应在实践中适用等问题,但就其性质而言依然是“立法论”层面上的批评,而没有司法层面上的意义。这是因为学理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与德国司法人员高度重视学习法学家的意见,法学家能对法律作出权威解释的“精英话语体系”不同,中国学者的意见,在基层司法活动中完全无法抗衡国家机关的权威指导。自顾自地否定最高司法机关的指导文件,把希望寄托于基层法院在实践中主动推翻的司法解释而听从学理意见,是不现实的。应当在尊重司法解释的基础之上进行法律解释,唯此才能真正起到指引司法实践的作用。基于上述理由,本文认为司法解释对“逃逸”作出的定义虽名义上不具法律效力,现实中却具有接近刑法条文的权威性,实际解释条文时应当将其视为教义性的解释基础。

  最后,认定“逃逸”为“逃避法律追究”,并不排斥救助义务的存在。解释“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时依然可以兼顾肇事人救助伤者的义务,尽量实现督促肇事者履行义务、防止危害扩大的立法目的。

  “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如前文所述,www.35789.com,交通肇事后逃逸由肇事行为和逃逸行为两个行为构成,而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了两个行为之间的关系。首先,肇事者应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其次,“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应当是肇事者的逃逸行为导致的。问题在于,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不可能引起任何人身风险,怎么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按照这种思路思考下去,自然得出的结论是:既然逃避法律追究无法导致死亡,那么逃逸的含义就不该是逃避追究,而应当是不履行救助义务。但这种思路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忽视了形式理性的藩篱,为了追求实质合理性而“深深陷入了法律实质主义的泥坑”,不足以为信。

  实际上,“为逃避追究而逃跑”的定义和“致人死亡”的规定之间不是非矛盾不可的。如果逆过来看,可能的解释路径会更清晰地显示出来:“逃逸致人死亡”逆过来,就是“如果行为人没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被害人就会得到救助而不会死亡。”可见逃逸致死的因果联系不应是“逃逸”导致死亡,而应当是“逃逸”导致“不救助”,“不救助”继而导致死亡。由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肇事人对死亡结果罪过形态必须是过失,可以进一步将其细分为“过于自信的逃逸致死”和“疏忽大意的逃逸致死”。

  就肇事人因疏忽大意而没有注意到被害人面临死亡风险的情况而言,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可以转化成“为逃避追究而未能认识到其救助义务,没有发现被害人面临死亡风险”的问题——因为刑法当然地期待并预测认识到救助义务的肇事人会履行其作为义务,所以肇事人未认识到救助义务可以视为致本应获救的被害人死亡的根源。疏忽大意的肇事人构成逃逸致人死亡的方式也就可以概述为“因为逃跑而没能意识到救助义务”。在肇事人不逃跑就能意识到自己的救助义务的情况下,肇事人逃跑了,因而未能意识到自己的救助义务,被害人因缺乏救助而死亡,此时肇事人构成逃逸致人死亡。逃逸者构成这种逃逸致人死亡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比如,肇事者在冬天夜间醉酒驾驶,将行人撞成重伤。此时被害人尚有挣扎及呼救的能力,但肇事者在慌乱、酒醉和黑夜的干扰下未第一时间察觉,以为人已撞死,遂未停车查看而立即逃离现场。如果肇事人未逃逸,社会一般人的做法应当是及时停车察看并报警,被害人死亡的结局本可避免。而肇事人为了逃逸而放弃了与逃逸冲突的“本可救回被害人”的选择,因此构成“逃逸致人死亡”。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肇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跑行为导致的。

  上述观点可能遇到的反驳是:该观点将肇事逃逸的情况粗暴地概括为“肇事-不逃逸-发现救助义务-救助”与“肇事-逃逸-未发现救助义务”两种情况。实践中的情况纷繁复杂,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演出“逃逸就会发现,不逃逸就不会发现”的剧本。

  这种批评忽视“逃逸致人死亡”只是刑法规定的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要探寻的是什么时候适用该特殊规定,而不是用这一个法条包罗万象地处理肇事后出现逃逸与死亡的所有情况。对于那些无法用上述观点解决的案例,可以直接引用一般法理和法条解决。例如,“肇事人未逃逸但也未意识到救助义务”的情况,就可以直接援引其他法条涵盖。肇事人肇事后并未逃逸,但也未报告警察、察看现场,而是陷入恐慌、始终待在车内,导致本可得救的被害人死亡。这种情况不能构成逃逸致人死亡,但并非不能惩罚肇事人。逃逸致人死亡本身就是一种过失致人死亡犯罪,只是由于法律的特殊规定,才在特定情况下与交通肇事罪结合成一罪。此时肇事人不能构成逃逸致人死亡,但能直接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罪数罪并罚。此例中,既然肇事者没有逃逸,那么按照社会观念的要求,他就应当及时查看被害人或至少及时报警。既然他没能做到本该能救回被害人的举动,那么他的过失就可以单独构成逃逸致死以外的犯罪。再举一个例子:肇事人即便留在现场也无法发现被害人可以被救活,但如果他并未逃跑、及时报警,警察就会及时发现被害人未死并将其救回。但肇事人交通肇事后逃逸,并未报警,导致被害人死亡。这种情况下,似乎就把“肇事-逃逸-未发现救助义务-导致被害人死亡”中“未发现救助义务”的一环剥离出去了,证明了上述分类之外的情况也能构成“逃逸致人死亡”。但这种批评忽略了逃逸致人死亡的本质是过失致人死亡,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过失。如果行为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现被害人并未死亡,那么他就根本没有作为义务,死亡结果应当归因于先前的肇事行为。哪怕肇事人逃逸,也只能界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而非逃逸致人死亡。

  对于过于自信的肇事人而言,达成逃逸致死的条件十分苛刻。因为肇事人此时已经对于被害人的死亡风险已有认识,只是自信被害人不会死亡。此时肇事人的逃逸行为和报警救援在客观上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存在,所以被害人得不到救助死亡的结果很难与逃逸行为建立联系,而只能定性为单独的过失致人死亡。虽然理论上肇事人依然可以因“害怕被追究,所以没有报警”而构成逃逸致死,但是这种心理状态是绝难证明的。可以说在种种前提限制下,过于自信下的逃逸致死是几乎被“虚置”的。当然,也有逃逸行为与救助行为直接冲突,肇事人过于自信被害人不会死亡而逃逸的情形,如在没有信号的深山里撞伤了人,如果把人载去医院自己必然会被抓住追究责任,肇事人认为被害人自己可以应付,继而逃逸。但这种形式的交通事故太过罕见,条件之苛刻只能在理论中实现,所以并没有多少讨论价值。

  入罪型逃逸,即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且负事故主要责任,肇事人逃逸的,构成交通肇事的基本罪。入罪规定本身并无太大争议,然而主要的问题在于:如果肇事人的逃逸造成了被害人死亡,能不能构成逃逸致人死亡?本文认为,入罪型逃逸致人死亡不能构成逃逸致死的加重情节,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排斥了入罪型逃逸中加重情节的成立。《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而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是“……(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入罪型逃逸被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排除在外,不能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同时,如上文所述,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具有递进性:“构成交通肇事-交通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第一档肇事罪与逃逸行为结合构成第二档肇事罪,第二档与导致的死亡结果结合构成第三档肇事罪。三档肇事罪层层累进,构成后一档肇事罪必须以前一档的成立为基础。司法解释排除了入罪逃逸后第二档交通肇事成立的可能,自然也就使得第三档的“逃逸致人死亡”不可能成立。

  第二,入罪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可以用过失致人死亡来评价。特殊的过失致人死亡根据法条的特殊规定与交通肇事罪结合为逃逸致人死亡,68kjcom最快开奖记录e,而一般的过失致人死亡就不需要纳入到交通肇事罪中考虑,可以单独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并与交通肇事罪基本罪数罪并罚,量刑幅度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和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考虑到肇事行为本身较轻,远未达到交通肇事的入罪标准,数罪并罚后的量刑幅度较轻是可以理解的。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回答对“肇事致人轻伤”情况的忧虑:这种观点认为,如果逃逸致死以构成前层次的交通肇事罪为基础,会使得“肇事致人轻伤后,被害人被后车撞死”时,只能以交通肇事的基础刑处罚肇事人。这种担忧是没必要的,因为肇事人引起事故致人轻伤的行为,本身就可以作为先行行为,给予肇事人以救助被害人的义务。肇事人逃跑导致被害人被后车碾压而死,被害人的死亡不是交通肇事导致的,而是交通肇事产生风险后,肇事人的不作为导致的。将死亡结果归因于肇事人的不作为,理应直接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会构成任何形态的交通肇事罪。认为必须找到解释途径,把所有交通事故引发的严重危害后果归纳到交通肇事罪下的思路,实际上是忽略了上文提及的,解释交通肇事罪时的基本观念:交通肇事罪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维护公共安全的诸多法条之一。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包罗万象、解释一切的罪名。遇到交通肇事规定可能语义之外的行为,就应该放弃交通肇事罪、而用其他适宜的罪名涵盖。失去这个观念,就会不自知地陷入“交通肇事万能”的圈套,无限地扩大化、实质化法条的含义,试图将一切涉及交通事故的行为都纳入到交通肇事罪的范围之内。万能论不仅损害罪刑法定原则,更会引起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与混乱,遗害于司法法治、公正司法,损害法律的庄严与正义,必须为法律解释者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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